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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唯GDP,以什么衡量地区经济发展质量

作者:山水 来源:宜居城市研究室 日期:2013-11-23 07:56:38 人气: 标签:

    三中全会《决定》特别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注重“有质量的增长”。此前总书记亦指出,“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但如果完全抛开GDP,则地方发展无法衡量,容易畸变为劣币驱逐良币的机制。由此,需要建立一种既不抛弃GDP,又不完全以GDP论英雄的衡量机制。

    因此,我们需要新的指标体系。笔者认为,可以初步设定衡量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五大指标,分别为发展速度、内生发展能力(与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成反比)、民营经济占比、第三产业占比、人均GDP。

    三中全会《决定》中,特别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注重“有质量的增长”。此前,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指出,我们不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而是强调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立足点。

    就目前而言,中国正在从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高速期向次高速期平稳过渡,提高发展质量,成为中国未来国家战略的重要根基。在去年的全球碳排放排名中,中国名列第一,远远超过其它国家,同样在去年,中国的资源消耗世界第一,中国的崛起急需创新发展模式。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以环境、资源、社会公平和未来发展的牺牲为代价,所谓“带血的G D P”,绝非虚言。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不仅是大势所趋,更是大势所迫。

    但如果完全抛开G D P,则地方发展无法衡量,容易畸变为劣币驱逐良币的机制。搞花架子者上位,干实事者吃亏,绝非国家之福。张五常说过,地方竞争,乃是国家进步的动力之一。由此,需要建立一种既不抛弃G D P,又不完全以GDP论英雄的衡量机制。

    不唯G D P论英雄,那么如何衡量地区经济发展的真实质量?我们需要新的指标体系。

    笔者认为,可以初步设定衡量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五大指标,分别为发展速度、内生发展能力(与固定资产投资占GD P比重成反比)、民营经济占比、第三产业占比、人均GDP。

    首先看发展速度,这仍然是衡量一个地方发展效率的重要指标,一个效率高的地方,经济增长自然迅速。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仍然需要保持相对高速的发展,对于各个区域来说,迅速做大总量,亦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必然之路。计算方法为:本地的发展速度,除以全国平均发展速度。

    第二,内生增长能力。所谓“内生发展能力”,与固定资产投资占G D P的比重成反比关系。在增速相同的情况下,很明显,那些消耗投资少的地方,发展更有质量,更具备自我造血功能。尤其在全国投资疯狂的情况下,笔者认为,这一指标设立尤其重要。计算方法为: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 D P的比重,除以本地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

    2012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 P的比重,达到了创纪录的72.1%,比重超过50%以上的省市,占全国省市总数的80%以上,整个国家都陷入疯狂的投资冲动之中。中国很多城市的虚妄之火猛烈,存在一个巨大的假象,即是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更为让人担忧的是,这种依靠高额固定资产投资的模式,被全国各个区域和城市仿效。由于中国特有的政治周期,大约每隔几年形成一个事实上的考核期,如此,各个地方主政者面临着迅速做大总量、提高增长速度以在同僚的竞争中胜出的压力。而培育产业,则周期漫长,很少有富有远见和耐心的人去做。

    第三,民营经济占比。一个地方经济是否富有活力,民营经济是非常重要的晴雨表。张德江同志曾发表过一段鼓励民营企业的讲话:“哪里的民营经济活跃,哪里的经济就发达,哪里的人民群众就富裕。”计算方法为:本地民营经济占比,除以全国民营经济占比。

    广东和浙江经济活力冠绝全国,某种意义上正是源于其强大的民营企业造血功能。越是民营经济发达的城市,其真实经济质量越高。华为、腾讯等崛起于深圳,方太、雅戈尔[-2.23% 资金 研报]等崛起于宁波,绝非偶然。

    眼下,一个值得警惕的歪风是,很多地方对于培育实业、扶持本土企业缺乏耐心,热衷于央地联姻,搞大项目,一个央企的投资,动辄数百上千亿,效果立竿见影,快速做大总量,地方官员容易获得升迁,为众多省市所追逐,助长了地方投机主义。在此情况下,那些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地方,其发展更为艰难,也正因为如此,其发展的真实效率亦比一般地方高,而其坚持实业、坚持培育本土企业、坚持中小企业为主的发展战略,更富有远见。

    第四,第三产业的比重。这是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城市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正因为如此,追求较高的第三产业比重,成为很多国家和城市发展战略的重点所在。计算方法为:本地三产占比,除以全国三产占比。

    目前,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在70%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在50%左右。中国的第三产业占比最高峰值也从来没有达到50%。就此而论,中国的第三产业比重,确有增长的空间。事实上,国内一些城市的服务业比重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发达国家中心城市的水平,比如,北京的服务业比重超过70%,成为大陆服务业占比最高的城市,成功实现了“三二一”的经济结构。“北京模式”无疑为中国迫切希望转型的各大城市提供了样本。

    不过,中国仍然属于后发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定位,以及目前的产业经济发展阶段,决定了“北京模式”恐怕难以在全国推广,服务业难以承载重望。就国家大势来说,中国仍需坚持制造业立国,第三产业不可寄望太高;就城市与区域而言,除少数中心城市外,当下中国绝大多数城市在服务业领域亦恐难有大作为,工业立市仍是多数中国城市的选择。此外,中国区域经济的不平衡,不仅表现在各个区域之间,同时也表现在各个经济圈的城市之间。而要打破同一经济圈内的不平衡,各个城市都力争上游,搞平均主义并非上策,保持各自优势,进行合理分工,最后达到产业协同,才是更优选择。在各个城市圈内部,亦需要雁阵模式。

    第五,人均G D P。这是最直接的指标,G D P的创造,是靠人海战术,还是靠高素质的人口,由此一目了然。计算方法为,本地人均G D P,除以全国人均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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